激进分子中有人想知道耐克的供应商――上海大江毛纺厂工人的待遇吗？他们可以跟着工人们从位于沪民路2799号的工厂回家，然后问问他们。对那些热切想要了解摩洛哥工人境况的活动分子来说，参观一下位于卡萨布兰卡jean jaures路49号的klim-tex工厂会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当然，工人们可能什么都不会说。正如耐克在其最近一次公司责任报告中坦白：负责为耐克制造鞋类和服装的工厂有些地处偏远地区，有些雇佣超过1万名员工。很多时候，确定这800多家合同工厂的详细情况困难重重。当工厂接待耐克公司监察员，以及来自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的人员来访时，耐克承认调查过程“有时繁琐而且不完善。”

作为公司主管企业责任事务的副总裁，汉娜-琼斯(hannah jones)承认，公布合同工厂名单会有一定的风险。但她同时强调：如果有人对工厂中一些问题进行揭露，比方说像性骚扰或篡改超时工作记录等，耐克会非常愿意倾听有关信息。

耐克希望别的公司也公布其合同工厂名单。琼斯女士说，耐克愿意看到那些业绩突出工厂利用自己作为大品牌供应商的优势，争取到更多业务。

上周，耐克公司发布了该项报告，这在过去的三年里还是首次。因为三年前，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判决说，一位激进分子可对耐克在社会责任方面的主张提出起诉(耐克同意向公平劳工协会捐助150万美元，才得以终结此案)。

琼斯女士说，耐克公司可以从其新开发的产品领域获益。她引用耐克“considered”系列鞋类产品为例。为了满足用户需求，降低产品中有毒化学物质的含量，公司最终设计出一种既消耗较少材料，又节约能源的鞋子。

据此，耐克的做法将企业责任推进了第三代。在第一代，是公司慈善行为――即公司向各类社会公益事业捐款。去年，沃尔玛1.7亿美元的慈善捐款就是第一代企业责任的典范。同样，这一零售业巨头于上周宣布向国家渔业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捐款3500万美元，用以保护动植物的自然栖息地。当然，一些批评家甚至对这样慷慨的企业捐赠也持反对态度，他们坚持公司应该专注盈利和分红问题，而应由股东决定给哪项慈悲事业捐款。沃尔玛的境况证明，公司忽略股东以外的声音风险很大。

去年，就在沃尔玛的销售额飙升了12%，达到2560亿美元时，反对它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克里夫兰开设新店的呼声却阻碍了其持续增长的动力。批评家声称，他们对沃尔玛的低工资水平、及其对员工医疗保健福利的吝啬态度持反对意见。慈善捐款没能取悦这些反对者。

最近，在作为一则广告发布于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公开信中，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李-斯科特(lee scott)说：“老实说，沃尔玛大多数员工都忙于店铺经营。在发现批评家要把沃尔玛变成一个政治符号时，我们着实吃了一惊。”

这可能比斯科特先生原本打算的说明更多问题。现代管理中的一个关键内容，在于你知道自己何时会处于成为政治符号的危险之中；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恼人的意外情况，促使许多公司进入了企业责任的第二代：名誉管理和风险规避。

提倡第二代企业责任的人士认为，对批评家的想法进行了解，对保持公司组织健康、保护其免受欺骗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激进分子的言论赢得了公众的支持，就会给公司和股东都会带来巨大的损害。比如monsanto公司的例子说明：它未能预料到欧洲对转基因食品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目前，很多人认为，同更广泛的社会大众接触，可以提醒公司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而且一旦公司名誉受到威胁，这也可以作为一种建立企业亲善形象的方法。

目前，耐克公司正努力进入下一阶段。它称公司将企业责任视为改善自身经营状况，而非单纯保护公司声誉的一种方法。比如，给予工人社会权益保障的工厂往往更为多产；对员工管理的某一方面进行关注通常也会带领其它方面同时进步。

耐克表示，如果其它公司也公布供应商名单，那么他们就可以制定出一个通用标准，帮助合同制造商降低成本。目前，各个公司拥有不同的标准，这就使那些负责多家品牌生产业务的工厂举步维艰。一家公司可能坚持要求某厂家把灭火器装配在离地五英尺高的墙上，而另一家公司可能会说灭火器应该放在地上。

每一家公司还都执行各自的检查：在一年的时间里，某欧洲合同制造商接受了其各家合作公司多达40次的检查。如果其它公司也公布生产地点，他们就可以设计一个通用标准，并通过相互检查节省开支。所有这些都显示：耐克最新的开放态度是因为这对其自身业务有利，第三代企业责任执行者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