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部时间6月26日，76岁的老头巴菲特在无数镁光灯下，开始了又一次巨量级的资金调拨，总额是370亿美元——这个数额相当于他所有财富的85%。

这次行动和以往任何一次不同，因为被注资机构不再是可口可乐式利润丰厚的公司或将带来巨额收益的潜力公司，而是一家以改善全球健康和教育状况为宗旨的人类改良组织——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个拥有280亿美金资金的全球最大慈善组织。

而基金会的掌管者并不寻常——比尔·盖茨不仅是世界首富，更是巴菲特的密友。巴菲特对盖茨是如此信任，以至于他将捐赠的条件之一拟定为——“盖茨夫妇中必须至少有一人活着，并且对基金会有决策能力。”

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人联手打造了拥有660亿美金的全球最大慈善组织，而巴菲特也超越盖茨，成为世界首善，舆论也开始把他与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基金会创始人盖茨并称为“人类发展三剑客”。

史上最伟大的“单次资金调拨”

新闻发布会上，巴菲特表示将1000万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b类股票(nyse:brk-b)捐赠给盖茨基金会，具体方式是每年实施5%；同时，他还给以其亡妻、孩子名义设立的4家基金会分别捐赠100万和35万股股票。

公开资料显示，盖茨基金会的主攻方向有二：首先是大投入研究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癌症等肆虐人类最贫困地区的顽疾的治疗途径，预防层面则以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为重点；其次是投资教育，开创包括金融手段在内的面向低收入人群的教育系统新局面。

在《慈善编年史》(philantrophychronicole)杂志总编stacypalmer的记忆里，这是美国历史上数额最大一笔善款，即便扣除通货膨胀等货币因素，仍高于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她还强调，“很可能也是人类迄今的文明史里，最伟大的一次资金调拨”。

其实，巴菲特上世纪末就提出将捐赠其绝大多数个人资产，但此后一直没有进一步举措，为此甚至受到了社会、媒体各方面的持续压力。

也难怪公众不理解，一般情况下，巴菲特决心下定后总是行为果敢，想想他投资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城的案例——他走进以b夫人著称的罗丝·布拉姆金的商店并直接表达了收购意愿，得到报价后不久，便捏着一张6000万美元的支票回来了。

回首这一时间段里的思维过程，巴菲特说“慈善是我确信无疑的应当，但和投资活动一样，光有良好的意愿是远远不够的，我一直担心的是如何才能让捐款发挥最大作用”。

《沃伦·巴菲特传》的作者詹姆斯·奥洛克林判断，巴菲特一直在寻找一个于能力、品格和热情三方面都可匹配这笔资金的杰出人物。“他一直认为，什么也比不上真正杰出人物的作用。”

顶级富豪的心灵互动

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交往，巴菲特确信，比尔·盖茨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杰出人物”，盖茨的基金会就是那笔钱的“theone”。

这是有着丰富历史内涵的二十年：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互联网科技的汹涌、全球加速整合、波斯纳法官主持的反垄断诉讼、总统竞选的计票风波、让巴菲特损失惨重的全球变暖和9·11。然而，就是在这一系列事件里，巴菲特发现盖茨与他分享相同的价值观，人格正直，对慈善事业由衷热爱。

他唯一心存疑虑的是，盖茨管理着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比伯克希尔·哈撒韦更庞大的企业帝国，而基金会的梦想又是如此超级雄心，分身乏术会否影响到基金会的管理质量。

巴菲特并不知道，尽管盖茨家族对慈善的智力和精力投入远较他来得多，但盖茨的财富观和慈善观很大程度上深受他的启蒙。那是1986年9月29日，《财富》发表了巴菲特的《你应该把所有财富都留给孩子吗》。

这篇观点文章极大地震撼了时年30岁的商界青年才俊盖茨，从此他开始深入地思考财富创造与社会改良等一系列问题。多年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主动提及这个阅读经历，“我开始意识到，把所有东西都抓在手里也许是个错误。”

而随着微软帝国火箭般地窜升，他们在各种公开、私下场合见面，表现出不同一般的友谊。盖茨把巴菲特看成“人生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而巴菲特也非常欣赏盖茨的才华与人品。

1993年4月，当盖茨与梅琳达结婚旅行时，他特地把未婚妻带到奥哈马(哈撒韦公司总部所在地)，去当地一家巴菲特控股的珠宝店里挑选结婚戒指。当梅琳达下飞机时，才发现第一站原来不是美丽西海岸，而是土得掉渣的俄亥俄平原。

在此之后，巴菲特和盖茨，地球上最富裕的两个人，成为了密友。他们友谊里的交流话题，生意经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对国际问题、社会问题和慈善话题的讨论时常激烈展开。

在《财富》的一次活动中，当被问及是否谈论过慈善方面的问题时，巴菲特的答案是“显然”，盖茨的回答是“绝对”。

但对巴菲特来说，花钱似乎比挣钱更具难度。巴菲特发现，“慈善事业在很多方面都像做生意，仅仅走进这个领域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学习一些其中的特性。”

“我做不到他做的那些事情。因为我知道我不善于做慈善事业，所以我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快乐，但同时我又想看到的是聪明地花钱。盖茨和我分享了很多他的体会。”

显然，比尔·盖茨夫妇在这方面积累了广泛的经验。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2000年成立后，目前资产超过270亿美元，每年捐助至少10亿美元。这个富可敌国的慈善组织已经透明地运作了6年，有着自己的董事会，取得了国际性的成就，表现出了比多数跨政府组织强劲得多的效率。

进入21世纪后，巴菲特开始考虑，也许把钱给盖茨基金会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在此次捐赠的声明中，巴菲特表示，“对于基金会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我表示赞赏，我希望通过捐助的方式帮助拓展该基金会的能力。”

于是，当这场发布会十天前的那场发布会——盖茨宣布将在未来两年逐步脱身微软的管理工作，并转而把注意力聚焦到慈善事业——举行时，巴菲特最后的保留烟消云散。完成捐赠之后，他也成为了盖茨基金会的第三位董事。当然，很难说两位顶级富豪之间没有事先的默契。

“罗尔斯正义”实践者

巴菲特和盖茨上一次携手出击还是五年前的那场“反取消运动”，针对的是共和党布什到2011年逐步减低遗产税至零的法案。当时，包括索罗斯、洛克菲勒在内的共120位美国巨富在《纽约时报》上联名刊登檄文，被美国知识界称为“来自资本主义塔顶的呐喊”。

学者资中筠表示，这120位富豪其实是取消遗产税的最直接、最大受益者，但他们并没有选择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诺齐克为“思想教主”，而是信仰了《正义论》作者、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而这篇声明，对美国的所有社会阶层产生强烈震动，成为经久热论话题。

声明里盖茨文笔慷慨，“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千万和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形成没有社会价值的贵族阶层……最终伤害到穷人家庭”。而巴菲特最终没有在檄文上签字，因为他觉得声明的批判深度还不够。

随后一次公司大会上接受股东的就此提问时，巴菲特表示，那种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他心中的公平观念，也伤害了美国的立国根基。据了解，巴菲特三个子女都是年近不惑，但无一不是自食其力。

在巴菲特、盖茨等“资本主义塔顶”人士的身体力行影响下，“罗尔斯”式公平的正义观念积累起越发显著的影响力。哈撒韦的大多数股东，都大规模介入慈善。

比如，早期合伙人内布拉斯加州人唐纳德和米尔德里德·奥塞梅去世时，留下了6500万美元的遗产，全部捐献给了慈善机构。其中给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的1000万美元，是该平民大学历史上收到的最大一笔捐赠。

对于这个渐成社会运动的潮流，长期在中国编排“富豪慈善榜”的胡润表示，美国富豪们自愿的“集体性选择”，对国内的企业家不乏启迪意义。“很多富裕阶层人士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现在赚到的钱也是几辈子花不完了，但的确有和巴菲特最初一样的疑惑，就是怎么正确地做正确的事。”

胡表示，国内的慈善理念还是“帮困式的慈善”，而像盖茨基金会这样的，慈善资本主义或者说社会企业家的概念，既高效率又财务上可持续，的确需要理念和实践上的辅助。

胡同时举丁磊和黄光裕等企业家为例，表示中国的民营企业多数尚处扩张期，并没有到稳定阶段，企业目前的公益性和社会责任履行，首要还是应该表现在做大做强上，以此创造更多的税收和就业机会。

“巴菲特的捐赠是一种自愿状态下的道德选择，一种有强大智慧支撑的道德选择，可谓行动标杆。但无论如何，这不合适被解读成中国企业家目前行为的必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