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消息出现在媒体上，往往会导致危机，所以大家通常都不会发布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如果你对媒体发布一个自己无法预测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50%的可能性就是对自己不利。因此，不要随意接受媒体采访，更不要随意发布无法预测的信息。
案例：
2005年6月8日上午9点30分，在著名笑星赵本山正式担任辽足董事长的新闻发布会上，赵本山激动地说：“以后你们会看到的。辽足在三年之内就打入前三名，也许两年就能拿个第一。”“从今天开始，我保证不会欠大家工资，你们就大胆地踢。但有一点，就是绝对不能参与赌球，一经发现就不要再踢了。”
案例点评：
“也许两年就能拿个第一”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是否应该为自己的话负责？
大家都知道，目前辽足的经营业绩非常不理想，每年的冠名都是让俱乐部头疼的大事。如果有企业家就因为你开出的“也许两年就能拿个第一”的“空头支票”而冠名辽足，到时候没拿第一，作为辽足董事长的你是否负责退赔企业的冠名费？如果赔，由谁赔？是你赵本山吗？赔得起吗？如果不赔，该算你商业欺诈，还是不懂事呢？
“我保证首先不会欠大家的工资”，你拿什么保证不会欠大家的工资？是不是你当了辽足董事长，辽足经营状况就会理想了？你是经营有道的职业经理人吗？如果辽足经营状况继续不理想，是否由你个人负责给大家开工资？你会拿出个人资产给“大家”开工资吗？能把你自己说过的这句话以文字形式体现在你和辽足的合同里吗？
“……我在这里不想批评谁”，你到底想批评谁？足协？球迷？辽宁的官员？辽足教练？辽足球员？辽足经营者？给辽足赞助的企业？关键是你凭什么批评人家？关键是你根本不懂足球，中国几代足球人都没有让中国的足球走向世界，凭你就能改变中国足球的命运？
“……我相信张曙光，将来就像对范伟一样，我是一个没有立场的球迷，因为我怕挨揍。”你凭什么相信张曙光？前任辽足董事长就不相信张曙光吗？辽足走到今天这一步，难道和辽足执行董事张曙光的个人能力没有直接关系吗？难道就因为你赵本山相信了张曙光，张曙光的能力就会发生变化吗？辽足就因为你赵本山相信了张曙光，而发生变化吗？
特别提示：
负面消息出现在媒体上，往往会导致危机，所以大家通常都不会发布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如果你对媒体发布一个自己无法预测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50%的可能性就是对自己不利。因此，不要随意接受媒体采访，更不要随意发布无法预测的信息。
唐朝锐评：
现在许多企业家有如何接受媒体采访的困惑，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
办企业就需要宣传，并且如果宣传策略得当的话，还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商机；但是如果传递信息不当的话，很有可能造成公众对企业的误解，有时甚至会演变成灾难。因此，总裁接受媒体的采访就不简单的是总裁个人的事情，这和企业的形象、命运都休戚相关，所以培训总裁接受媒体采访就势在必行。目前许多大企业都有专门的公共关系公司为其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在这里我简单地为全国中小企业的老总介绍一下如何接受媒体采访。
首先，你无法确认记者的真正采访意图是什么，也无法确认采访内容是否和竞争对手有关联，那么你唯一需要了解的就是该媒体的影响力。确认媒体影响力的最好办法就是在“百度”、“谷歌”等著名搜索引擎的新闻搜索中检索该媒体的文章转载率，而且一定要认真核查新浪、搜狐等著名门户网站是否转载过该媒体的文章。
在你确认了该媒体是否有影响力之后，再输入该记者的名字检索一下，认真看一下其最近发表的文章，从中确认该记者的水平以及风格。
在确定了这些事情之后，一定要让记者给你发一个采访提纲，因为绝大多数老总接受媒体采访的技巧不如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那么你就必须要事前确认一下采访的主题，这样自己就能够有充分的准备，不至于到时尴尬。
如果记者采访的主题和你的职业无关，一定要婉言谢绝，千万不要接受与你行业特点无关的采访，一定要牢记：你不是评论员，你没有必要谈论与你专业无关的话题。
在确认了记者的采访主题之后，你一定要认真准备，要像第一次约会那样精神抖擞，要穿商务装，因为你代表公司的形象。
在接受采访前要事前认真模拟一下，如果你确认无法控制采访的舆论导向，一定要婉言谢绝，千万不要患上“媒体依赖综合症”。
特别推荐：
美国《时代周刊》就山西矿难专访唐朝
采访人：美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艾西门
被采访人：唐朝
采访地：北京国际饭店上岛咖啡
美方人员：美国《时代周刊》北京分社曲卫
中方人员：中国《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陈汉辞
采访时间：2006年6月16日下午14点30分
［唐朝］：如果这次采访是要针对中国政府，那我们就没法谈了。虽然您在美国媒体工作，但相信您也是能够理解的。如果大家是理性、建设性的探讨这次左云矿难，我们才有可能继续采访，您认为呢？
［时代周刊］：这个没问题的，我们还在收集资料阶段，从《时代周刊》角度来讲，我们肯定会从理性的角度看待这次左云矿难。
据说您有个公关公司，那么您为什么会对煤矿的事情这么关心呢？
［唐朝］：我的公司是东方英雄（北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营销公司。我家是山西大同的，隶属于大同市的左云煤矿我比较熟。这些年我一直关注家乡的建设，而这件事又有那么多媒体关注，谁不希望家乡有一些质的改变呢？
［时代周刊］：昨天我们在电话里也跟您谈了，我们看了您的文章，您认为地方政府官员要承担相应责任，那么地方官员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唐朝］：我觉着我们不能孤立地从“左云矿难”来看问题，我对这件事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讨。既然国际上喜欢用法律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就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中国有《公务员法》，其中第八十二条有明确的规定，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必须引咎辞职！这条法令也有一个相应的规定，如果你不主动辞职，那么你的上级机关也有权责成你引咎辞职。
［时代周刊］：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省级政府还是市级政府都没有根据《公务员法》让相关的公务员辞职，那您的意见是怎样的？
［唐朝］：因为昨天国家安监总局在答记者问时提到：已经成立了矿难调查小组，矿难调查小组目前还没有提出最后的处理性结论。
我们从目前进展可以看到，乡级领导已经由停职转变成被“双规”，县级领导由免去党内职务变成了主动辞去了政府领导职务。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他政府的职务是人大任命的，所以他应该向人大辞去这个职务。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大家欣喜地看到另外一个官方新闻，是对这件事的利好消息，就是温家宝总理在内蒙古视察煤矿时，亲自下井慰问矿工。中国常委级的领导下井慰问矿工，这说明了中国政府通过这件事对煤矿安全的重视程度的变化。
［时代周刊］：所以从这个方面讲，您觉着实际上事情是在向好的方面转变是吗？
［唐朝］：实际上，媒体这次大规模的报道对这件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我写的《市长该不该引咎辞职》等一系列评论文章能够在网站继续存在，起码说明中央政府也在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件事。
这件事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的生命权是非常珍贵的，虽然中国有13亿人，每个人只是13亿中的一员，但是每个死难的矿工对于他的家庭来说都是百分之百！人的生命权是大于一切的！
［时代周刊］：刚才您提到温家宝总理去内蒙古下煤矿慰问矿工是对煤矿安全管理是一种促进，那么您觉着这种促进是以怎样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呢？是给地方官员的压力大了还是……
［唐朝］：大家都知道，“非典”时期广州90%的人都带着口罩时，温家宝总理亲自来到广州，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和手术完的医护人员逐一握手，当时，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表明一种决心，恰恰是中央政府的一种姿态。“非典”不会因为他是总理就不传染给他，他也不必表演给别人看，那是他真实的想法，也是他一贯的执政方针。这一次又是在关键时刻，我们看到总理的这种姿态，我相信这会给中国矿工的生存环境带来不小的变化。
［时代周刊］：您也知道这种事很有可能和以往的事一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唐朝］：我给大家读一段总理说的原话。这段话的背景是，以前中国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总理在重庆视察时，一位农民妇女说她
丈夫的工资没要回来，孩子无法交学费。总理的这段话是：“现在老
百姓的好多事情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对老
百姓来说却是大事，天天坐在办公室里，不到农民家里看一看坐一坐，怎么知道农民的困难呢？”这是2003年总理说的原话，正是通过这件事，我们看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我相信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国际媒体都能看到这个变化。总理又一次在关键时候作了紧急批示并指示要一查到底，国务委员华建敏同志也作了批示。总理亲自去井下慰问工人，我觉着总理是用实际行动来告诉山西的官员到底该怎么做。总理能够用一年的时间将农民工的问题解决，怎么就不能把“左云矿难”处理得更好呢？
［时代周刊］：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彻底解决了吗？
［唐朝］：做任何事情都要用百分比去衡量，对吧？
［时代周刊］：温家宝总理去内蒙古下井是针对山西矿难事件吗？
［唐朝］：我的理解是，总理下井慰问矿工是在给矿工一个信号，党中央在关注他们。另外，就是希望山西的官员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如果你的孩子遇难了，作为父母你的感受怎样呢？
于幼军省长提到了对官商勾结这块要彻底查清，我觉着不单单是这方面，这只是一个点，出了这么大矿难，你有没有想到过你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解振华同志能因为污水事件引咎辞职，引咎辞职是有法律依据的，不是想辞职就辞职，他也是依法辞职。那么于幼军同志恰恰是处理这件事的领导小组的副组长，那么就意味着截止到地市这一级官员吧，从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或者你怎么来承担？通过这些评论，希望让省一级的领导更多地注重一个人的生命权。对公务员来说，你的思路没有发生变化，你主管一个省的工作怎么能好呢？
［时代周刊］：您是觉着省长辞职是办法之一？
［唐朝］：这只是办法之一，无论是谁辞职，这56条生命是回不来的，但是，谁也不希望这种事件继续发生吧？我个人认为：把私人开采权彻底收回！像这样涉及到大量生产安全的，私人开采毕竟追求利润最大化，它毕竟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因此就会忽视。如果是国有的话，事故概率是最低的。
［时代周刊］：这次矿难会不会让煤矿的安全管理有一个变化？
［唐朝］：我相信会！前天官方消息称安监总局就山西左云矿难开了全国的电视会议。还有就是，每次出事故后，都会停掉一些煤矿，拿山西来说，会把山西的小煤矿全部停掉，停掉煤矿不是解决办法，因为煤矿还得开，只不过是停掉的时间长与短的问题。那么从温总理下井我们就能想到另外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假如主管的官员比如说县一级，市一级甚至省一级，每一个月下井一天的话，他自然就知道安全隐患在哪儿了！我们能不能形成这个制度？如果形成这个制度那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
［时代周刊］：您觉着是县级官员该承担责任，还是更高级别官员该承担责任？
［唐朝］：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这么划分，污染事件需不需要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这个级别的官员去辞职呢？还是看你分管哪里？你重视的程度够不够，重视程度拿什么来划分呢？就是工人的生命权。出现大量工人因为安全生产问题而丧失生命权的话，我觉得无论哪一级的官员去承担这部分责任都不为过！而不是只划定在哪一级，划分级别就会出现每次出事辞职的都是低级别的官员，那能引起重视吗？
［时代周刊］：关注矿难，除了你是大同人外，还有什么原因？
［唐朝］：可能和我经常写评论有关，这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些东西。
［时代周刊］：你是怎么定义自己？生意人、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唐朝］：我觉着每个人在不同层面都有不同的角色，就像我给安南秘书长写信表示反对日本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件事比矿难的事来说更重要吧？很多人觉着我关注这件事是不是想出名，或者我想干什么？所以我给你带了我写的书，里面有太多的比这件事更重大的事了，我一直在关注，一直在写，对这种关注是一贯的，持之以恒的。我只想表达一个观点，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你以什么角度看待和推动这个社会？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生中除了生活工作以外，能做多少对这个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今后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
［时代周刊］：你觉着这次矿难和以往矿难有什么不同？是因为官商勾结吗？
［唐朝］：第一，因为是自己的家乡，所以格外关注；第二，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中看到煤矿管理层宁肯用四个小时去毁灭证据，也不去救矿工，这样的人不绳之以法，我自己觉着对不起死难的矿工。另外，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李毅中时，于幼军省长也在，你需不需要承担责任，那是法律说了算，在你管理的省里出了50多条人命，你能不能通过电视媒体向死难者的家属道个歉？当时采访时没看到他说一句表示歉意的话，这只说明一个问题，你心中有没
有责任感，有责任感的话，先道了歉。道歉不过分，不为难吧？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省、市、县哪一级政府道歉。写这些评论虽然不会有促进作用，只是希望大家从多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时代周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媒体之一，我们欢迎世界级媒体关注中国，优秀的媒体总是能理性、建设性地看待中国。
［时代周刊］：当然！
（本文节选自《立即改正这些错误》--作者：唐朝；本书由东方出版社全国发行，全国书店有售，本文题目作者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