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一个报业大国，纸质媒体在日本一直都有巨大的市场。日本报纸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与各大报纸快速、准确提供的优质新闻信息分不开。作为一个新闻相对自由的国家，日本各种法律法规保障媒体的新闻自由，媒体能够迅速报道民众关注的各种问题。同时，通过记者俱乐部等日本特有的组织，媒体内容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管理。

记者俱乐部：从源头管理媒体内容

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对媒体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媒体内容理所当然受这种管理的影响。日本媒体享有比较充分的新闻自由，政府无法直接干预媒体的正当新闻报道。设立在政府内的记者俱乐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影响媒体的软手段。

所谓日本记者俱乐部，就是位于日本首相官邸、各中央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等地方自治体、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公安等部门，由特定的报社、通讯社、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等媒体的记者组成的新闻采访组织，通常由日本新闻协会进行监管。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不少地域性、行业类的各类记者俱乐部，与欧美的记者俱乐部功能相似，为记者相聚娱乐、休闲和交流的场所。无论从性质还是功能来讲，中国和欧美的记者俱乐部与日本的记者俱乐部都有着本质的区别。2003年，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宣布废止日本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记者俱乐部制度，从此，记者俱乐部真正意义上成为日本特有的组织。

日本的记者俱乐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且数量巨大，全国有800余家之多。其中，规模最大的记者俱乐部是国会记者俱乐部，注册的会员达5000人以上；其次是内阁记者会，大致有300位会员；中央官厅和相关团体的记者俱乐部会员多为几十人或上百人。这些记者俱乐部的成员，来自很多领域的很多媒体，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近年来，日本记者俱乐部遭到各方不少批评，如封闭排他，开放性不足，造成信息垄断；与政府密切合作，容易沦为御用工具；造成日本媒体众口一词，千报一面，等等。但是，日本记者俱乐部产生100余年来，至今在日本社会广泛存在，在媒体内容管理、提高效率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通过记者俱乐部管理媒体内容。据统计，《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这5家在日本影响力最大的媒体，对记者俱乐部都有着很大的依赖度。其中，政治新闻相关报道的依赖度较高，最高值接近80%，最低值也在30%以上；经济新闻的依赖度相对较低，但最高时也已经超过了30%，最低值也在10%以上。政府通过为媒体提供特定的信息，达到影响媒体内容、间接管理媒体的目的。

●新闻发布会推进信息公开。日本的记者俱乐部都会定期组织记者见面会，进行新闻发布。如“社团法人·日本记者俱乐部”主要接待作为国宾或政府贵宾到日本的各国政要以及国内焦点人物，面向会员媒体举行记者招待会、研究会等活动。自1969年成立以来，已经接待了大量国际政要，仅中国领导人就有邓小平（1978）、华国锋（1980）、赵紫阳（1982）、胡耀邦（1983）、李鹏（1989）、江泽民（1992·1998）、朱基（1994）、胡锦涛（1998）等。可见记者俱乐部在国际交流和新闻发布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提高采访效率。记者俱乐部往往就设在信息源头，在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与信息源头的工作人员通常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便利地获取信息。政府等信息源的信息会在第一时间传到记者俱乐部，从而通过媒体快速让受众知晓。为了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不少媒体派出了值班记者在记者俱乐部值班。另外，因有记者俱乐部的存在，媒体很少漏报这些公共机构的新闻。

受众本位的议程设置

日本主流报纸多为市场化运作，各报之间竞争激烈。虽然有大约95％的读者是固定订阅的，但各报必须拿出更多让读者感兴趣的内容，以吸引和留住读者。议程设置是内容设计的重要方面。媒介除了为受众设置谈论话题外，还能规定过去或正在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程设置可以把受众的注意力导向某些特定的问题或争端上。人性化的议程设置，给读者最需要的信息，成为各报通用的做法。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中国大地上，“人性”旗帜高扬，上演了一曲曲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日本百姓最清楚8.0级地震意味着什么，日本民众对汶川大地震有着强烈的知悉欲望。地震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主流报纸从人性化角度，进行了大量报道。除了关注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进入灾区之外，日本媒体对灾区百姓的悲痛、其余地区百姓的慷慨援助都进行了报道。如5月19日《朝日新闻》头版头条报道的是一个在地震中失去弟弟的年轻姐姐，她悲痛地在废墟上焚烧纸钱的大幅图片很有冲击力，传递了非常悲痛的气氛；而报道的大标题也十分朴实感人：“我弟弟在这下面”。

再如，目前注册在籍的在日中国人已经突破60万人，首次超过在日朝鲜人和韩国人，成为日本最大的外国人族群。已经取得日本国籍的华人也首次突破10万人。日本百姓对在日中国人一直强烈关注，《日本经济新闻》从6月30日到7月25日，分19次连载介绍了数十位活跃在日本的中国人，包括上市公司老总、媒体社长、大学教授、作家和留学生，对他们在日本社会努力奋斗的心路历程进行了客观描绘，这是日本主流媒体破天荒的第一次。策划这一专题的《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吉田忠则坦言：“我们并没想特意宣传中国人，只是觉得日本百姓应该知道全面的在日中国人。”可见，日本媒体所有的内容策划，都会淡化宣传味道，强调从读者角度考虑选题。

受众本位的议程设置，直接影响媒体对内容的设计和管理，这还体现在一些反华论调较为明显的媒体上。日本《读卖新闻》和中国《望东方周刊》的“中日共同舆论调查”显示，对当今的中日关系，感到“很好”的中国人占67％，感到“不好”的占29％；而感到“很好”的日本人仅有36％，感到“不好”的则达57％。日本国民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和对中日关系的茫然，让一部分唱“反华”论调的媒体拥有一定的市场。如8月23日某大报的《当局压制的“反日”》一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文承认，在北京奥运期间，主要场馆均没有发生反日事件。但对其原因，这篇文章却给出了“独特”的解读，指出，没有反日事件，是因为“中国当局组织了20万人的文明拉拉队”，“对反日感情进行了抑制”，而对最近中日两国关系逐渐回温的整体趋势视而不见。

乐于监督的新闻观

日本媒体在各种报道中，都惯用批判的方式。日本电视、报纸上的日本本国的负面新闻、灾难报道、批判报道数量巨大，火灾、车祸、水灾、地震等日本国内的灾难事件，以及杀人、诱骗、盗窃等犯罪案件，官员腐败、政府以及公共机关不当决策等负面新闻，都是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

日本媒体对负面信息的关注，与日本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密切相关，也与其市场化运作密不可分。受众关注什么样的信息，媒体就要努力为民代言，帮助受众搜集相关信息，以保住已有受众，并努力争取新受众。这种从受众需求着眼进行媒体内容设计的做法，客观上也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执政后，内阁不断爆出丑闻，安倍政权支持率不断下降，都与媒体的报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06年12月27日，安倍上任不足3个月，负责行政改革的大臣佐田玄一郎曝出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问题，媒体设计了大量相关议题集中报道，引起民众广泛关注，最终导致佐田玄一郎引咎辞职。一个月后的2007年1月27日，厚生劳动大臣柳泽伯夫将妇女比喻为“生育机器”，经媒体报道引起民众不满。之后，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被爆出经济丑闻，于5月28日自杀，成为二战以来日本首位在任期间自杀的内阁大臣。6月30日，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在千叶县柏市的丽泽大学演讲时说，二战时美国对日本投下原子弹是“无奈之举”，经媒体报道引起举国愤怒，3天后，久间章生被迫引咎辞职。新任农林水产大臣赤城德彦又被曝虚报办公费用。4天后，媒体报道上任刚一个月的农林水产大臣赤城德彦谎称其父母家为事务所，虚报9045万日元的办公费用，引起民众哗然。这一系列日本政府高官的遭遇，都与日本媒体的广泛报道密切相关，并导致安倍内阁支持率不断下降，并最终成为导致安倍下台的重要因素。

日本媒体乐于监督，这种新闻观直接影响列其内容设计和内容管理。日本媒体对负面新闻的强烈关注，是日本民主政治制度、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化竞争的共同结果。媒体在进行内容设计时，为民代言，舆论监督，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有批评指出，日本媒体对负面新闻关注过度，反过来又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作者为日本早稻田大学传播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