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企业家、商人、经济人物
为原型的小说，
正在中国成为一种热门文学现象。
它们是商业中国的
“时代风情画”还是“忏悔录”？
当发现自己成为小说的角色，不知王石、冯仑、潘石屹、张欣会作何感想。
2009年1月，作家王刚在《当代》上发表长篇小说《福布斯咒语（上）》，近乎恶作剧地给主角们起了这样的名字：地产商冯石、海归姜清（来自高盛）、银行家周冰雪……对了，还有恒石公司和北京东三环外的酱油厂楼盘。编者按毫不掩饰地说：“要了解上一代民族资本家请看《子夜》，要了解新一代民营企业家请看《福布斯咒语》。”
这句广告很拙劣。用文学来解释经济现实，怎么听怎么虚妄。但事实是，以企业家、经济人物为原型的小说正在中国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和商业现象。
2006年，余华《兄弟》里的李光头被人比附成黄光裕，其“妖魔化”民营企业家所激起的批评浪潮使它成为中国近年来最具争议的小说。去年，邱华栋的《教授》让人禁不住联想：里头说的“巫师”、“叫兽”到底是哪个经济学家？2009年，邱华栋以自己十余年财经记者的阅历，正在准备写一个以民营企业家纷纷倒台为背景的当代长篇。地产商黄怒波也很动心，表示五到十年之内要完成一部以商人和经济学家为主角的小说。
当然，《福布斯咒语》是其中最卖点十足、明火执仗的，它把中国商界最近的事、最熟悉的人都直接拿来改编，而且还有“福布斯富豪榜”这一最吸引眼球的背景——王刚对《中国企业家》说，他设想的另外一个题目叫“中国企业家咒语”（“胡润咒语”太不好听了）。
和20年前的《乔厂长上任记》、《新星》不同，这些新商战人物更多是另一种悲剧，他们不是逃跑、欠债，就是被抓。资本时代的文学似乎给企业家下了一个咒语：要追求财富，过程必然是痉挛，结局必然是窘迫，总之是充满罪恶的。
但另一个事实是，自1978年以后，经济现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以企业家、经济人物、新派教授为主角，同时又具备一定文学品质的小说并不多。“这和作家本人的经历、素养有关。在三十年大变革中，作家自己都变成了边缘人，他没法进入这个阶层，也就很难塑造这样的形象。”邱华栋说。
王刚则不同，他是既得利益者，是“中国作家里最早买别墅开宝马的人”。整个九十年代，他像那时很多的知识分子一样下海经商，无意中成了一个“卧底”，他编剧《甲方乙方》、《天下无贼》，《福布斯咒语》是“商界无间道”的新样本。
诅咒还是忏悔？
让一个作家一五一十地解释自己的小说，这要求实在粗俗。余华以在美国出差为由婉拒了《中国企业家》的采访——这位先锋派作家现在比中国的一些企业家还要国际化，《兄弟》在法文版之后马上要出英文版，他对《纽约时报》书评版说，“我也开始享受资本主义的果实了。”
在北京南城的一所公寓里，我们见到了王刚，他滔滔不绝不厌其烦。
简单来说，王刚的下海经历就是《福布斯咒语》的前传。来自新疆的他毕业于鲁迅文学院，跟余华、刘震云是同学。他加盟了一家叫做中国亚洲电视艺术中心的公司。从撰稿、拉赞助、做制片人到转入房地产、做金融，遍尝商海沉浮。
“公司牛吹得最大的时候也有几百亿。这帮人鱼龙混杂。最终，我明白了两个事实：钱真是个好东西。人人都在搞钱，为了钱什么都能说。”
那时候，王刚有个笔记本，里头记了很多事儿。有人问起，他就说，他将来要写一个关于金融诈骗和房地产大亨的小说。过了几年，牟其中迅速成了中国首富，又迅速倒下。王刚的老板当时说了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牟其中不做亿万富翁，我可要做了。”又过了几年，该老板因为涉嫌金融诈骗被捕。再又过了几年，喜欢音乐的王刚有一次去北京音乐厅听音乐会，有一部弦乐四重奏叫《咒语》。王刚隐约觉得这个词有种象征意义，于是就有了《福布斯咒语》的由来。
“这是一部关于人民对于金钱的渴望的历史。”小说里的很多事都是真事。姜清因为拆迁被钉子户老太太咬断了手指，这是王刚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冯石为了酱油厂的项目上下奔走，那也不是捏造。“我有特别好的朋友是做房地产的，否则我怎么会知道一个项目要打一百多个报告，盖二百多个公章？”小说里有周冰雪这样的银行家、魏碑这样的国资委官员，王刚早在1996年的《月亮背面》里就写过一个男人带着几个小姑娘搞贷款的事。“当时我们也跟‘当代包青天’一个桌上喝酒，只不过现在谈的是华尔街和经济周期，以前谈的是贿赂与不贿赂、腐败与非腐败。”
就文学野心而言，王刚崇尚的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种庞杂现实的写作方式。在下卷里，王刚说他还将写到假银行按揭、国有资产剥离的骗局、公司美国上市的曲折。他有点瞧不上余华的《兄弟》，那都是新浪网社会新闻里的东西，不是真事。“《福布斯咒语》不拿名人大公司吓唬人，都是一些小事件小感觉，但情感也都是真实的——哪怕因为太真实而被人觉得不够高级呢。”
可能在和王朔、冯小刚合作剧本的时候，王刚练就了冷嘲热讽的本事（“21世纪最缺的是人才”和《甲方乙方》里那个吃鸡的富人就出自他的笔下）。在《福布斯咒语》里，他对于商人和知识分子仍旧充满了嘲讽——对国际化的嘲讽，对女人的嘲讽，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嘲讽。“我嘲讽他们，并不见得我不心疼他们。”王刚说，“我不仇富，我理解富人。我批判他们，首先是批判自己。我批判社会的黑暗，首先我自己的内心也有很多黑暗，是我们共同构成了这个社会的阳光和黑暗。”
很少也会有读者觉得《兄弟》的内容“高级”，这本销量百万册以上的小说写了一对继兄弟历经两个荒诞年代的命运轨迹。李光头靠捡破烂成为大亨，举办美女竞选，还坐在镀金的马桶上做着遨游太空的美梦。企业家的财富及其匪夷所思的生活方式在中国激起爱憎并存的复杂心态，更多的人则向往变成那样的人。
之所以从前卫题材转向暴发户，迎合平民的审美倾向（“媚俗”），余华引用易卜生的名言：“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至于《教授》，也被批评描写粗糙，格调不高，里面不仅写了文学教授和经济学家泡玫瑰浴、享受皇帝按摩、玻璃鸟巢中的行为艺术家，还写了私人律师、代人受孕等五光十色的新时尚。
邱说，“我不是在写一部揭露学术腐败的书，也没有激烈地拷问主人公的道德问题，我主要是想呈现出主人公的处境，这种处境是时代的处境，是复杂的，是微妙的。”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这类商业小说很难说有多高的文学价值，虽然邱华栋愿意《教授》被描述成“时代风情画”，私下里王刚坦承《福布斯咒语》其实是一部“忏悔录”（受我们的启发，他将在下卷加入这种情节）。他们都用了一个老掉牙的术语，“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他们毕竟不是巴尔扎克——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并预言了其命运。
需要阿瑟·黑利还是安·兰德哲学？
这些新现实小说角色都有原型，但未必是影射哪位真人。
王刚从没见过冯仑、王石和张欣，和潘石屹也只有过一面之缘。当年soho现代城开盘的时候，王刚去看房，潘石屹天天都在售楼处，“他也不知道我是谁。”至于冯石这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简直是个恶作剧。“小时候在新疆，有个叫冯石的小子，老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把我推湖里去。这个名字就这么来的。”
为了避嫌，《福布斯咒语》刻意出现了潘石屹的名字，“好让别人觉得不是他”，连资金规模也刻意往小了写。王刚对于可能带来的争议有心理准备。“人们读了以后都会产生联想。有人会说我小儿科、不专业。我觉得冯仑张欣未必会对一个文学作品多么重视，他们也爱怎么讲怎么讲，不讲是他们聪明，讲了是他们活该。”
企业家对于这些写照不屑一顾，或会心一笑，但显然很难被打动和征服。即使非虚构企业史写作，他们往往也瞧不上由记者或作家来捉刀。冯仑说，对于民营企业有三种写法：看邻居生孩子，妇产科医生看生孩子，企业家自己在子宫里看生孩子，“我们知道如何痛苦，看到孕育过程，最后冲出黑暗看到光明，带着身上的血污逐步学会行走。”
仅从情节来说，《福布斯咒语》写的许多行业流程显得简单幼稚。黄怒波开玩笑说，“如果腐败这么容易，那开发商的队伍一定早可以排着队绕地球三圈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十分怀念阿瑟·黑利。他的《大饭店》、《航空港》、《汽车城》写得入木三分，他对所涉及的行业十分精通。”（注：美国作家阿瑟·黑利被誉为“行业小说之王”。）
关于企业家阶层的作用及演化，表现在文学上非要如此沉重和扭曲吗？安·兰德夫人的“客观主义哲学”式的小说能在中国出现吗？她用《自私的德性》、《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阿特拉斯耸耸肩》捍卫富人权利，呼吁企业家承担道德责任，扮演文化英雄。
你得承认，不应该对作家提出庸俗化的要求，他们有虚构的权利，擅长的就是夸张和戏剧化。但就算来自“历史现场”的王刚，也有些局限于跟前老板、原亚视艺术中心主任靳树增的那段生活经验了。他用九十年代的“圈地运动”思维来“阴谋化”后来的市场经济，也太“刻舟求剑”了。
小说一直写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年底的经济危机。冯石接下来会在想下“榜”的时候上“榜”，命运越来越不好。
最值得商界人士玩味的是，王刚在靳树增的身上看到了牟其中的影子。现在，王刚每年都会去监狱看老靳。一开始，隔着窗户，拿着话筒，两人都流泪，但很快，调侃就又开始了。靳在狱中还是“老板”，管理着监狱电视台，手下有张俊以、赵安这样的业务精英。当年在五星级宾馆的套间里，他俩曾经说过一个梦想：在夏威夷、布里斯班和佛罗里达都买上房子，一帮朋友在那儿谈天说地。“还是被你不幸而言中啊，”他对王刚说，“梦想没能实现。”
王刚说，“我不认为牟其中仅仅是某一代中国企业家的代表，我认为他是中国真正进入法治社会、民主社会之前的任何时间段的代表。他是一个永恒的雕像。牟其中和王石、柳传志、马云、冯仑，所有这些人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伟大一样伟大，如果渺小一样渺小。企业家算什么？他们能占有多少社会资源？你是多小的人物啊，你悲伤去吧……”
他话音一转，“别看我嘲讽企业家，我对他们的情感是丰富的。我前段时间特别替他们担心。要不是突然有了经济危机，我都怕他们一些人会被‘杀掉’。为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平衡，历史上出过这样的事情……”
一声叹息，微不足道，所以世上才有小说这种东西。
对话
王刚：
我为什么不把企业家写得像曹操一样气势磅礴
当真正产生了富人阶层，富人的“富”而不是负数的“负”，商业社会也许能回归正常
《中国企业家》：从《月亮背面》到《福布斯咒语》，你小说里的商人永远处于很狼狈的状态。难道就不可能有一个轻松从容的状态来追求财富？
王刚：我没见过比尔·盖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富起来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你要想得到钱，你一定是出卖灵魂的。无一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你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从得到土地，到规划、开工、拿到贷款，这个过程中你有可能打两百个报告，盖将近三百个公章，怎么可能不行贿受贿呢？整个制度设计让你觉得不搞白不搞。
《中国企业家》：企业家注定是罪人？
王刚：不说戴罪立功吧，他们全都在戴罪挣扎。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不得不戴罪立点功。
《中国企业家》：可是他们的角色和形象也在发生变化，小丑也很伟大。
王刚：企业家在我的心目当中，他从来没有高过。我从来没觉得潘石屹、王石这样的人有什么神秘的，别看他们在电视上闹得欢。我对他们是强烈的批判者。我以前打过比方，你敢嘲讽企业家，敢嘲讽明星，你怎么敢嘲讽政治家？所以通过这一点，你就知道企业家能有什么地位？企业家原来还能欺负一下农民工，现在连农民工都不敢欺负了。中国的企业家他要前进一步都得要付出相当多的代价。有人说，你为什么不能在小说里把企业家写得像曹操那样大气磅礴？让我们闭眼想一想，企业家有谁又不像小丑呢？
《中国企业家》：在西方，企业家一方面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一方面社会形象也比较正常。
王刚：首先有一个问题，当一个国家真正产生了一个富人阶层的时候，那是富人的“富”，而不是负数的“负”。现在，因为经济政策来回变动，所以这个人今天还在台上珠光宝气，明天他就可能成为一个无限的负数、负增长，欠债、逃跑。因此，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真正的富人阶层产生，他担心自己的明天和另外一类人是一样的。
这就又要谈到社保和医保，社会福利的问题。这两个没有解决，使中国所谓的富豪阶层、中产阶层和贫困老百姓阶层全部都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有这么大的不安全感，人和人之间就互相残杀了。潘石屹说要征收物业税，业主说要向房地产商征收高额的税接济穷人。这说的全是不负责任的话，都是想让自己不掏钱让别人掏钱嘛。这个国家的穷人要求富人们进行大面积的厮杀，社会怎么可能没有矛盾呢？
读后感
在地狱里唱歌
作为房地产商以及福布斯榜上人物，感谢王刚让我看到了我们丑陋、无奈的一面，但同时可以歌唱光明和希望
我读《福布斯咒语》读得特别辛苦，它让我又一次下到了地狱。上一次下地狱是看阎连科的《风雅颂》。那个是写知识分子，龌龊之极，把人性写到了极端低下，让我心怀愤怒与不齿。这一次写的是商界、政界。
首先，作者讲故事的能力极强，直接一改就是一个很棒的电影剧本。至于情绪呢，是当下最时髦和最讨好的，那就是骂官员、臭开发商以及为国企高管添丑画像。实际上，作者站在了一个道德审判的高度，手握起了当下时髦的新左派的生死判令。
小说写得很真。各种各样的情节我都见过也听过，然而我还是看到了时代的功利。比如说，小说多次提到的潘石屹，我从商人的角度，认定他是社会精英。他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历经磨难，为社会创造财富、为政府创造税收、为人们提供就业、为城市提供进步。就算是明天他一时糊涂犯了错误、出了岔，也不能否认他对社会尽过的责任。如果真像小说所写的，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那我们这个年代就该是民族史上最肮脏的年代。
我是一个房地产商，我的痛苦和煎熬、心理历程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因为在这个利益多重化的时代，这个行业被贴上了标签。因为财富而被仇视，因为福布斯榜而被痛恨，这是一种特殊现象——这个行业是中国经济惟一全面向民营企业开放的行业。十几年来，为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和城市化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像每一个行业，像每一个国家，像每一个政党，以及像每一类人群，同样是有着腐败、贪婪以及世俗的历史记忆。然而，在一个光辉灿烂的年代，我们都跟着一个太阳共同绽放着光芒。
在一战之后，著名诗人艾略特写出了《荒原》，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失望和慌张。在二次大战之后，金斯堡写出了《嚎叫》，表现了时代的肮脏和极度的不满。但是，他们所描写的不是简单的阶级仇恨，而是一种对时代的拷问。他们没有相信有天堂，但也没有告诉我们有地狱。这是跟阅读《福布斯咒语》时产生的对比。
我也想给这个时代画像，我想我笔下的房地产商企业家应该是这样的形象：他们聪明而又狡诈、激情而又保守、自恋而又孤独、多情而又脆弱、低下而又高贵、贪婪而又怯懦，但是他们都是超越了自我的生存者、创造者，是一个时代的精英人物，其实也是每一个青年都想成为的那种人物。
作为房地产商以及福布斯榜上人物，感谢王刚出神入化之笔，让我看到了我们丑陋的一面、低下的一面以及无奈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受益者，我也要说，感谢王刚，我们可以对比之下歌唱光明和希望。从知识分子和文人的一面呢，我们宁愿把《福布斯咒语》看作是在地狱里唱歌。当然了，幸亏地狱只是一种想像
文学批评
商人的文学面目
为什么那些以讽刺商人为目的的作品总能大快人心？
这题目一出，葛朗台、夏洛克、阿巴贡诸人纷至沓来。确实想不起文学作品里有什么正面的商人形象，即使有，给人留下印象的也一定是跟他演对手戏的不择手段的同行。或者这么说，商人被赞美远不如他们被挖苦被抨击更能让人记得牢。
这是为什么呢？
先从《威尼斯商人》说。夏洛克要借贷者安东尼偿还一磅人肉，成为贪婪、冷酷的放债者的代名词。其复仇的手段是完全符合契约精神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反，当伪装成律师的波希霞用诡计讹诈夏洛克时，安东尼及其朋友已经成了一群无赖。真正残酷的是波希霞给夏洛克扣上了“企图谋害城邦公民的异邦人”的帽子，从而剥夺了他的财产。如果不是对方“仁慈”，夏洛克性命也难保住。无赖变成了强盗。这是一出真正的悲剧，莎士比亚的读者们却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夏洛克的难堪和不幸上。
一部主题复杂的戏剧都被简化成对商人的嘲弄，那么，那些以讽刺商人为目的的作品就更为大快人心了。“你（钱）一被人抢走，我的依靠、我的安慰、我的快乐就全没有了，我算是整个完蛋了，我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啊？没有你，我简直活不了啦。全完啦，我实在受不了啦；我要死，我死啦，我已经入土啦。”在《悭吝人》中，莫里哀让他的人物阿巴贡对丢失的金币绝望地嚎叫。作为放高利贷者，阿巴贡贪婪吝啬到极点，请客时在酒里掺水。为了钱，逼迫女儿嫁给老头子、儿子娶富有的寡妇。他与儿子争夺一个姑娘，只是因为钱才放弃。当我们被告知这部戏“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时，从未想过它有可能因为极度夸张而对人物进行了妖魔化。
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与此大同小异。葛朗台临终前将手伸向神甫手中镀金的十字架，中国读者们可能感受到了阅读《儒林外史》“两根灯草”时的快乐。一个商人，处心积虑地侵夺财富，视金钱为惟一信仰，最终惨淡收场，这样的故事也在左拉的《金钱》及据说是模仿《金钱》的茅盾的《子夜》等小说中反复出现。
这是为什么呢？
它肯定有现实的依据，但是显然，它被夸大了。贪婪、吝啬、贿赂、勾心斗角、不择手段仅仅存在于商人身上吗？我们愿意把这些品质极度变形后归结到商人身上，是因为他们的职业让这一切显得更为集中，以此讲故事更有戏剧性。最关键的是，我们通常会把嘲讽送给那些占有社会资源更多的人，就像政客避免不了成为笑话的主角。
这是商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尽管这个世界已经承认商业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当人们心情好的时候，这些品质可以更名为勤劳、节俭、机智、有抱负，但是很遗憾，决定权不在商人们手里。
惟一可堪告慰的是，以商业为主题的虚构文学作品都不好看，它们语言粗糙、人物性格单一、情节俗套，称之为“文学”是个误会。真正的商人，存在于他们的家庭和严肃的商业史中。
